SONGFABLE · 2020

Levitating

DUA LIPA · 2020

Levitating - Dua Lipa (2020)

TL;DR:2020 年,當全世界被關在家裡,Dua Lipa 卻交出了一張在客廳裡也能讓人想跳舞的專輯《Future Nostalgia》。〈Levitating〉是其中最閃亮的一顆迪斯科球——表面上是一首關於戀愛中失重感的太空情歌,骨子裡卻是一場橫跨半世紀的流行樂考古:把 1970 年代末紐約 Studio 54 的弦樂、1980 年代 funk 的低音、2000 年代初英倫舞曲的節拍,重新組裝成 21 世紀的療癒處方。它在 Billboard Hot 100 上停留了 77 週,成為史上停留時間最長的女性單曲之一。一首本該屬於夜店的歌,卻變成了一整代人的隔離期間的心靈逃生艙。


Hook:當世界停下來,她讓我們飄起來

2020 年 3 月,倫敦進入第一次封城的前夜,Dua Lipa 在 Instagram 直播上對全世界說:「我知道現在不是發專輯的好時機,但也許正因為如此,現在更需要它。」三天後,《Future Nostalgia》提前上線。

那是一個奇怪的春天。米蘭的時裝週取消了,紐約百老匯關閉了,東京奧運會延期了,台北的夜市少了一半的人潮,香港的銅鑼灣街頭異常安靜。全世界的人擠在小小的公寓裡,盯著螢幕,等待一個不知道何時會來的解封通知。

然後,〈Levitating〉的前奏響起——那種微微閃爍、像是 1979 年某個迪斯科夜總會殘留下來的合成器音色,加上一個讓人膝蓋不自覺彎曲的 funk 貝斯——突然之間,廚房變成了舞池,浴室鏡子變成了 Studio 54 的鏡球,獨自隔離的客廳裡,有人開始一個人跳舞。

這首歌沒有試圖解釋疫情,沒有試圖安慰任何人。它只是固執地、近乎任性地,繼續閃閃發光。而這正是它最了不起的地方。


Background:一場精心策劃的「未來懷舊」

要理解〈Levitating〉,得先理解 Dua Lipa 在這張專輯上的野心。

2017 年,她憑藉首張同名專輯和那首近乎反情歌的〈New Rules〉一炮而紅。但她很清楚,二十出頭就竄紅的女歌手,最容易掉進的陷阱就是——複製成功公式直到過氣。所以她做了一個冒險的決定:第二張專輯,完全轉向。

她和製作人 Koz、Stuart Price(曾經為 Madonna 製作《Confessions on a Dance Floor》)、Ian Kirkpatrick 一起,鎖定了一個概念:Future Nostalgia——未來的懷舊。聽起來像 Olivia Newton-John 的〈Physical〉,但用 2020 年的製作精度;致敬 Blondie、INXS、Prince,但不是模仿,而是「如果這些藝術家活在串流時代會怎麼做」。

〈Levitating〉是這個概念的最佳化身。共同作詞人 Clarence Coffee Jr.、Sarah Hudson 和 Stephen Kozmeniuk 在訪談中提過,這首歌的靈感來自 disco 黃金時代的太空主題——還記得 Earth, Wind & Fire 的〈Boogie Wonderland〉嗎?還記得那種「我們要乘著太空船飛離地球」的天真浪漫嗎?〈Levitating〉就是 2020 年版的那種浪漫,只是把太空船換成了戀愛中的失重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這首歌有兩個版本。原版收錄在專輯中,後來的混音版找來 DaBaby 加入饒舌段落,這個版本在美國電台爆紅,最終讓〈Levitating〉成為了 2021 年 Billboard 年度第一單曲。


Real meaning:表面上的太空情歌,骨子裡的後危機自救手冊

歌詞表面上講的是一段讓人「飄起來」的戀愛——對方像銀河系一樣閃亮,她願意被帶到任何地方,包括月球。星座、星座圖、糖蜜般甜的情緒,這些意象從 1970 年代就被 disco 用爛了,但 Dua Lipa 重新讓它們閃閃發光。

但如果只看到這層,就低估了這首歌。

仔細聽副歌的結構——它幾乎沒有「悲傷的可能性」。傳統情歌總要留一點失去的陰影,留一點「萬一你不愛我了怎麼辦」的脆弱。〈Levitating〉沒有。它從頭到尾都在宣告一種毫無保留的、近乎挑釁的快樂

這在 2020 年是一種政治姿態。

當全世界都在談論「新常態」「後疫情心理創傷」「不確定性焦慮」的時候,一個 24 歲的英國—阿爾巴尼亞裔女歌手,拒絕用悲傷的姿勢來迎合時代情緒。她說:好,世界很糟,但我們依然有權利跳舞。跳舞本身就是抵抗

這個邏輯其實有歷史脈絡。1970 年代末紐約的 disco 文化,最早是黑人、拉丁裔、酷兒社群在 Stonewall 暴動後創造出來的庇護所——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斥的人,可以暫時飄起來、忘掉壓迫的地方。1980 年代倫敦的 acid house,是柴契爾主義經濟政策下,工人階級青年在郊區倉庫裡的集體出走。每一次 disco 復興,背後都有一場社會危機。

〈Levitating〉延續了這個傳統。它不是逃避現實,它是宣告:即使現實如此,我們也不會放棄歡樂的權利


Cultural context:給華語讀者的解讀

對台灣和香港的聽眾來說,〈Levitating〉其實踩中了一個有趣的文化共鳴點。

華語流行樂壇曾經有過自己的 disco 黃金時代。1980 年代中期,張學友剛從歌唱比賽出道時,正值香港夜總會文化最旺盛的時刻;羅大佑那張《家》(1984)裡的編曲,也帶著明顯的 disco/funk 影響;台灣的歐陽菲菲、鳳飛飛在更早的 1970 年代末,已經把 disco 節拍引進了華語樂壇。再往前推,崔健在 1986 年於北京工人體育館用〈一無所有〉開啟中國搖滾紀元的同一個年代,整個華語圈的城市青年,其實是踩著 disco 鼓點長大的。

但這個記憶後來被「華語抒情曲」「中國風」「R&B 慢板」覆蓋了。五月天那一代之後,華語主流樂壇變得越來越「敘事化」——歌曲要講故事、要有起承轉合、要讓人哭。純粹的「身體愉悅」反而變得稀有。

這也是為什麼〈Levitating〉在台灣和香港的 Spotify 排行榜上停留了那麼久。它喚醒了某種被遺忘的肌肉記憶——原來流行樂可以不必背負那麼多情感重量,原來副歌可以只是讓你想跳舞,不必讓你想哭。

而對於經歷過 2019–2020 年那段特殊時期的香港聽眾,這首歌還有另一層意味。當紅磡體育館的演唱會一場接一場取消,當夜生活被各種禁令切斷,當「跳舞」這個動作本身變得需要勇氣的時候,這種毫無歉意的歡樂歌曲,反而成了一種柔軟的反抗。

在台北,誠品音樂、唐山書店附近的獨立咖啡店、公館的二手唱片行,2020 年下半年最常聽到的歌之一就是〈Levitating〉。它和當時剛崛起的 city pop 復興、台灣本地的合成器浪潮(落日飛車、I Mean Us)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共振——年輕世代集體向 1970–80 年代回望,但不是懷舊,而是把那些聲音重新接駁到當下的情緒電路上。


Why it resonates today:跳舞作為一種倫理

五年過去了,疫情已經結束,世界進入了另一個焦慮週期——AI 革命、地緣政治、氣候變遷、社群媒體疲勞。但〈Levitating〉依然在播放清單裡,依然在婚禮、夜店、健身房、TikTok 跳舞影片裡循環。

為什麼?

因為它解決的不是 2020 年的特殊問題,而是一個更普遍的現代困境:當資訊過載讓每個人都精疲力盡,我們還能不能允許自己感受純粹的快樂,而不立刻為這份快樂感到內疚?

我們的時代是一個「快樂需要正當理由」的時代。每一份歡愉都要對沖一份焦慮,每一次放鬆都要附帶一份「但其實世界正在崩壞」的清醒。〈Levitating〉拒絕這個交換條件。它說:不,跳舞就是跳舞,閃光就是閃光,被一個人迷得神魂顛倒就是被迷得神魂顛倒,不需要為此道歉。

這種立場,在當下這個過度自我審查的文化氣氛裡,反而成了一種倫理姿態。一種對「永遠在線、永遠負責、永遠焦慮」的溫柔反叛。

而 Dua Lipa 後來在《Radical Optimism》(2024)裡延續的也是這個哲學——「激進的樂觀主義」不是天真,而是一種主動選擇的存在方式。〈Levitating〉是這個哲學的第一個完整宣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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